[拼音]：Han-Zang duiyin
[英文]：Sino-Tibetan transliteration
汉译藏音或藏译汉音的总称。它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一项文献材料。敦煌石室所藏千字文残卷，汉字左侧注著藏译汉音，如车驾肥轻：kigabikhye。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唐蕃会盟碑，有唐朝官名、人名的藏译汉音，如太中大夫： thai cu嬞 da’i phu；也有吐蕃人名的汉译藏音，如▌a嬞 khri btsan：尚绮立赞。可以凭借这一类材料里的藏音来推测当时的汉字读音。
早在19世纪末， 国外就已经有人注意到唐蕃会盟碑上的汉藏对音材料了。20世纪初，法国学者马伯乐(1883～1945)、伯希和 (1878～1945)和日本学者羽田亨等人，用敦煌写本和唐蕃会盟碑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初步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罗常培发表《唐五代西北方音》。这本书是利用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第一部专著。
《唐五代西北方音》集中了6种材料，其中5种是敦煌千佛洞所藏佛经写本和识字课本：
（1）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
（2）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
（3）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
（4）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
（5）注音本开蒙要训。另外一种是拉萨唐蕃会盟碑拓本。前4种材料根据发现地点和写本字型可以推定为唐五代写本，反映了当时在西北流行的一部分方音。第5种汉字注音只供作旁证。唐蕃会盟碑有纪年，能够据以考证前4种汉藏对音材料的时代顺序。
《唐五代西北方音》在研究方法上受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影响，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用现代西北方音作比较来探讨方音流变。参照其他译音材料和现代汉语方言，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例如，明、泥二纽在《切韵》里读m、n，在4种汉藏对音材料里，一般都分化为两类读音：鼻韵之前读m、n，例如孟me嬞，南nam;非鼻韵之前读’b、’d，例如目’bug、泥 ‘de。本书参照现代山西、厦门方音，提出’b、’d读如山西文水、兴县方音的[mb]、[nd]，浊塞音前面有同部位的鼻音。又参照现代藏语口语里的“’”（藏文R的对音符号）作联词第2个字的字首音时，常常使第一个音节的末尾音素变成鼻音，例如，mi’dug＞现代mindu， dge-‘dun＞现代gen-dün，这就说明’b、’d的“’” 本来带有轻微鼻音，遇到鼻韵就更易恢复m、n 的本音，读[mb]、[nd]。这样就对这一系方音声母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又如，《切韵》里江宕梗曾通5摄各韵收[-嬜]尾，[-嬜]尾在《千字文》里对音按照一定的条理演变，东冬锺江登蒸6韵储存，唐阳庚清4韵大部分消失，青韵全部消失。但是，其他3种材料（《阿弥陀经》、《金刚经》、《大乘中宗见解》）的对音，除去庚清青3韵有个别的消失，各韵都储存著[-嬜]尾。[-嬜]尾究竟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个别地方消变了呢？本书分析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参照古代中亚粟特语借字[-嬜]尾消失，维吾尔语借字[-嬜]尾有的消失有的储存这种现象，判断出[-嬜]尾没有完全消失。提出’b、’d等声母在鼻韵前面保持 m、n 本读，正是[-嬜]尾没有完全消失的证据。《方音》参照赵元任在《南京音系》里的拟测，认为唐代[-嬜]尾消变为不很稳定的鼻擦音 [寊]、没受过语音训练的人很难辨别，所以吐蕃人听得过了头就记成[-嬜]，听得不及就记为无[-嬜]尾。这样就对几种对音材料里的错综复杂现象作出了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明。
本书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一系列重要特点。声母方面： 轻重脣音有分化的痕迹； 明泥2纽在鼻韵前面读m、n ，其馀的变成’b、’d，疑纽一律读’ɡ，舌上音混入正齿音；正齿音二三等不分；唐代全浊声母开始清化;y化声母不限于三等，四等也有。韵母方面：宕梗两摄 [-嬜]尾一部分开始消变； 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 念[-i]；通摄一、三等母音不同；入声的舌收声大部分读 r；入声韵尾的消变过程是上古的[-p，-t，-k]→中古[-b，-d(-r) ，-ɡ]>[-β，-(-r)，-寊]→官话、西北方言的失去收尾音。
本书利用汉藏对音材料，在跟《切韵》和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当中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不仅作了历史方言的断代描写，也勾勒了这一系方音历史发展的概貌。但是，作者没有沙州、敦煌一带的嫡系现代方言材料，就参证了兰州、西安、文水等地的方音，这自然会影响到某些结论的准确性。由于材料零散，汉藏对音的研究后来没有重要的进展。
参考书目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